公车改革说到底是政府自己向自己的利益开刀，自己革自己的命，不痛下决心都只算安慰疗法。
新华网消息称，广州利用科技手段，给全市党政机关8491台公车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用车人身份识别设备，监控行车轨迹。今年6月，全市公车月行驶里程比车改前减少了45%，一年可节约 4000万元，连续两个月出现公车“零私用”。尽管我理解这个“零私用”只是指在科技监控视野中的“零私用”，但是听起来也不错。至少节约了4000多万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用科技手段监控公车使用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一是货币成本，监控这8000多辆公车要花多少钱?以平均每辆车投入3000元计算，8000辆就是2400万，零头还没算。要花这么多钱来管那些不自觉的人，公务员和政府的形象马上就滚负了。这就产生了另一个方面的成本，政府的信用成本。俗话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花大钱大力气来防家贼，这是很丢面子的一件尴尬事。
我并不是反对用高投入的科技手段来监控公车。相反，我支持得很。为什么?当开会学习甚至举报处分等等传统手段都一一失灵的时候，你不花钱不花力气不用科技手段就刹不住这滚滚向前的车轮腐败的时候，这样做需要勇气也需要决心。所谓刮骨疗毒是也。痛就忍着点吧。
其实说穿了，公车腐败的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手段监管，而在于必须痛下决心把公车的绝对数量给减下来，而且要把减剩下来的公车真正用于公务上。现在我们面临的现状是公车多，而且公车为领导所用多。理论上跑腿办事的都是级别不高的公务员，但他们用车可不方便。公车本为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而设，这个现状真的是本末倒置，把公车变成了为官者的福利和待遇了。
说回公车的社会监督。普遍反映是群众无法识别是否公车，有建议公车需用特殊车牌便于群众监督，也有建议公车必须贴上特别标志方可上路以利群众监督。这些意见都挺有道理，但是和科技监控一样，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现在群众能够准确判断的非特种车的公车大概就只有挂粤O牌的车了。但又如何?比如说，一辆粤O车在非办公时间停在某小区或某娱乐场所门口你就能断定车上的人不是在办公事吗?谁说警察只是每星期五天只上八小时班的?可见哪怕公车标志清晰所谓社会监督还是扯不清的事情。
假如公车的数量能够减下来，多大的官才能配专车，多大的官才能享受坐公车上下班的待遇，公车私用的问题才能够开始过渡到不是问题。剩下的问题就是内部监管，方便真正有工作需要的低级别公务员按章使用公车办公务。加上社会监督的辅助，公车私用的话题才有机会淡出大众的七嘴八舌。
有媒体报道说，曾在国内引起反响的杭州车改，最突出的特点是公车统一上缴，大幅减少数量。两年实践证明，杭州车改节约公务交通费用约30%。此后温州车改似乎力度更大，除省管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公车“一刀切”，将1400多辆公车全部拍卖处置，并提出了“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进行公务用车改革。现在再加上广州的科技车改，如果能够综合运用，效果一定不差。
然而，这些都只是缓解症状的治标药方。公车改革说到底是政府自己向自己的利益开刀，自己革自己的命。如果不能痛下决心大幅减量，不管用什么方子，都只算是安慰疗法。□陈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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